6月22日为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，近日，江苏省公布第一批文物主题游径，共有10条，其中第三条为“‘运载千秋’大运河文物主题游径”，以大运河沿线淮安、扬州、宿迁三市水工、漕运相关文物为主线，一路穿闸越堰、行水循城，在运河故道上感受沿线城市特色、人文风情的交汇交融，领略大运河作为流动文化、活态遗产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。那么这条游径包括哪些文物点?有着怎样的特色?

　　据了解，大运河文物主题游径共涉及34处文物点，其中，漕运公署、水闸枢纽等，多与漕运相关。

　　淮安地处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，因运河而兴。“位于淮安区新城以北翔宇大道南侧的古末口遗址，可以说是这座城市崛起与繁荣的原点。”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与水利遗产专委会会员、淮安市政协特聘文史专家戴甫青介绍，春秋末期，吴王夫差开挖邗沟，沟通长江和淮河，邗沟与淮河的连接处因为在邗沟末端，所以称之“末口”。从此，历朝历代无论如何拓展运河，末口连接江淮这个中心原点始终没动。

　　直到明朝永乐十三年(1415年)，明朝水利专家陈瑄开凿了清江浦，从此南北行驶的船只，包括漕运的粮船就很少经过末口了。明朝中期以后，末口逐渐被废弃。

　　陈瑄是明朝第一任漕运总兵官，永乐元年(1403年)总督海上漕运。为了保证京师的供应和漕运的安全，永乐十三年，明成祖决定停止海运，改走内河漕运，仍由陈瑄负责。他在沿运河各处，特别是在淮安，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。

　　戴甫青告诉记者，永乐十三年，陈瑄在清江浦上北向南依次修建了新庄、福兴、清江、移风四座水闸。次年，他又在移风闸东南修建了板闸，五闸联合运用，调节水位。从此，漕船可从改为里运河过清口入黄河继续北上，南北漕运畅通。

　　“清江大闸是大运河上仅存的维护得很好的一座古闸。”戴甫青说。清江闸是漕粮所必经之咽喉要道，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描绘清江闸时有“岸束穿流怒，帆迟几日程。石高三板浸，鼓急万夫争”的诗句，可以想象当年的繁荣景象。

　　板闸遗址则是在2014至2015年被发掘的。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张荣鑫介绍，遗址揭示出明代闸体及附属设施，发现水闸、古河道、码头、堤坝等遗迹，并出土了大量与运河有关的遗物。2023年，大运河板闸遗址公园地面景观对外开放。

　　扬州高邮的平津堰，一说是唐代时任淮南节度使的李吉甫所建，现存的平津堰遗址由陈瑄在原平津堰的基础上，用条石砌成的石堤，是为了抵御洪水泛滥而建。

　　在此主题游径中，淮安市清江浦的“陈潘二公祠”也在其中，是为了纪念陈瑄和另一位水利专家潘季驯。

　　潘季驯明朝中期官员、水利学家。嘉靖、万历年间，他先后四次总理河道，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，前后持续27年，是明代治河诸臣中在官最长者。

　　为了保证漕运畅通，潘季驯实施的“蓄清刷黄”治运方略对后世影响深远。戴青甫解释说：“由于黄河水进入运河后，带来大量的泥沙，致使运河容易堵塞。‘蓄清’指的是在黄河与淮河交汇地区修建堤坝，存储清洁的河水；‘刷黄’则是利用储存的清水对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进行冲刷、疏导，减少河床抬高，从而确保大运河上船只顺利通行。”

　　“蓄清刷黄”的核心工程为高家堰(今洪泽湖大堤)，潘季驯主张修筑高家堰，拦蓄淮河的水，利用淮水高于黄水的优势，堵住其他出水口，专从清口出水冲刷黄河的水，达到“蓄清刷黄”的目的。

　　清代延续了潘季驯的治河方略。洪泽湖大堤被多次加固和延伸，选材严苛、结构科学，展示了中国古代水利建设的高超技艺。而清口枢纽也是中国大运河上最具科技含量的枢纽工程之一。“三四百年来这里运用了水文学、水力学、河流泥沙学、圬工结构学和工程材料学等多重学科的理论和技术，凝聚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艰辛。”范成泰所著的《黄淮水利笔谈》如此评价清口水利工程枢纽。

　　在明朝以前，历代朝廷都重视运河漕运，但是，漕务并没有常设机构，也没有专职的官员，而是由其他职位的官员兼职，明代开始设专职的漕运官员。

　　明史专家、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编审马渭源告诉记者，因为漕运广泛牵涉到各省行政、军务，需要做大量的协调工作，不是一个武臣、即漕运总兵官所能办的。在陈瑄去世的18年后，到了明景泰二年(1451年)，朝廷又命文官王竑以副都御史为漕运总督，常驻淮安，与武臣一同治理漕运，俗称“文武二院”。明代的漕运总督的全衔并不统一，比如明武宗时有“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”，明宪宗时有“总督漕运兼巡抚淮扬等处右副都御史”，但相同的是，总督漕运不仅管辖全国漕运，还兼管其他府与州，而其他职务大多是为漕运服务的。

　　明代主管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——总督漕运公署设于淮安，清代沿袭明代，在设置漕运总督衙门(总督漕运部院)，主要职能就是督察催促漕运事宜，管理南粮北调的筹运工作。如今在总督漕运公署遗址北侧，新建了中国漕运博物馆，讲述着运河之都的传奇故事。

　　运河连通了南北，皇帝巡游乘龙舟由此南下。隋炀帝先后三次从洛阳南下扬州，最终葬身于此，2013年被发掘的隋炀帝墓也是游径的文物点之一。宿迁市湖滨新区的龙王庙行宫，始建于清代顺治年间，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，五次驻跸于此，并建亭立碑，所以又有“乾隆行宫”之称。淮安市清江浦区清晏园是河道总督后花园，历史上，康熙乾隆二帝多次下江南巡视治水，每次必经淮安的河道总督府，而清晏园也就成为接驾的行宫。

　　运河边的驿站、街巷的兴衰也折射出了两岸城市发展的沧桑变化。

　　大运河边400多岁的新盛街，建于明神宗万历五年(1577年)，取“新兴昌盛”之义，是宿迁市保存较为完整、能够承载城市记忆的老街区。扬州市高邮市盂城驿开设于明洪武八年(1375年)，后不断加建，逐步成为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的古代驿站。

　　此外，扬州宝应刘堡减水闸 、扬州邵伯船闸、邵伯明清运河故道、高邮明清运河故道等，反映了水利工程中的古代智慧和运河河道的历史变迁；淮安市淮安区文通塔、淮安市清江浦区慈云寺、高邮市镇国寺塔、扬州市重宁寺等不仅是运河边的著名景点，还可见大运河对于南北地区宗教建筑文化的交流传播作用。